《待漏院记》创作背景

  天道不言,而品物亨、岁功成者,何谓也?四时之吏,五行之佐,宣其气矣。圣人不言而百姓亲、万邦宁者,何谓也?三公论道,六卿分职,张其教矣。是知君逸于上,臣劳于下,法乎天也。古之善相天下者,自皋、夔至房、魏,可数也,是不独有其德,亦皆务于勤耳,况夙兴夜寐,以事一人。卿大夫犹然,况宰相乎!朝廷自国初因旧制,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,示勤政也。至若北阙向曙,东方未明,相君启行,煌煌火城;相君至止,哕哕銮声。金门未辟,玉漏犹滴,彻盖下车,于焉以息。待漏之际,相君其有思乎?
其或兆民未安,思所泰之;四夷未附,思所来之。兵革未息,何以弭之;田畴多芜,何以辟之。贤人在野,我将进之;佞臣立朝,我将斥之。六气不和,灾眚荐至,愿避位以禳之;五刑未措,欺诈日生,请修德以厘之。忧心忡忡,待旦而入,九门既启,四聪甚迩。相君言焉,时君纳焉。皇风于是乎清夷,苍生以之而富庶。若然,总百官、食万钱,非幸也,宜也。
其或私仇未复,思所逐之;旧恩未报,思所荣之。子女玉帛,何以致之;车马器玩,何以取之。奸人附势,我将陟之;直士抗言,我将黜之。三时告灾,上有忧也,构巧词以悦之;群吏弄法,君闻怨言,进谄容以媚之。私心慆慆,假寐而坐,九门既开,重瞳屡回。相君言焉,时君惑焉。政柄于是乎隳哉,帝位以之而危矣。若然,则下死狱、投远方,非不幸也,亦宜也。
是知一国之政,万人之命,悬于宰相,可不慎欤?复有无毁无誉,旅进旅退,窃位而苟禄,备员而全身者,亦无所取焉。
棘寺小吏王某为文,请志院壁,用规于执政者。

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(989),作者当时36岁。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,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。端拱元年,太宗召试,擢右拾遗、直史馆。二年,拜左司谏,知制诰,判大理寺,故此文末尾曰“棘寺小吏王某为文”。

在唐宋两代的政治结构中,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宋时文人当政,宰相权力尤重。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,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。

《待漏院记》讲的是宰相职责,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。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: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,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,而作为其间枢纽的,就是宰相。不过,在现实政治中,奸相多而贤相少,庸相为数尤众,作者正是深感于此,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《待漏院记》。写作此文之后不久,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,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,追究深层原因,则是因其直言敢谏、得罪权臣,至“为流俗所不容”(《宋史·王禹偁传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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