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邻国相交也就是与别人交朋友，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和睦相处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因此，只有能爱民的国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，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，安于天命的人能保护天下，敬畏天命的人能保护国家。其实这就是最佳行为方式之意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老子曾经讨论过，“故大邦以下小邦，则取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则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邦不过欲兼畜人，小邦不过欲入事人。夫两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为下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，所以大的邦国以谦下对待小邦国，则能够取得小邦国的信任；小邦国以谦下对待大邦国，则能够取得大邦国的信任。或者是以谦下取得信任，或者是以谦下而被信任。大的邦国不过是想兼顾养育人民，小的邦国不过是想加入并侍奉大国。这样大国小国都满足了自己的愿望，但大邦国还是宜为谦下。而大的邦国之所以能成其大，是因为人民众多。之所以人民众多，是因为人民都信任其统治者的政策，因此愿意到这个大国来定居。所以，一个国家的政策好坏，常常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。因此大国在拥有了众多的人民后，更应该以谦下的态度来对待人民，来对待小国。
所以孟子举了《诗经》所说的例子，敬畏上天的威严，于什么时候都能保护之。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呢？天命又是什么东西呢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明，但我曾在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中有过探讨，天命就是天道的规律，人生的道路是要服从上天的道路的，一年有四季，有365天，一天有十二个时辰，二十四小时，地球围绕着太阳自转、公转，这都是天道。作为地球人，非服从这个天道的规律不可，除非你跳出地球。知道了天道的规律，从而才可以知道人道的规律；知道了人道的规律，才可以“为政”，也就是才能真正懂得统治人民的规律和决窍，也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。
但是齐宣王避开天命这个话题，转而谈“勇”，这与梁襄王一样，都是崇尚以武力解决问题。所以孟子只好又举了周文王、武王的例子，文、武王不勇吗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他们俩人有过人的武功吗？有过人的勇力吗？没有！他们都是以“爱民”为中心，才取得天下的。所以孟子劝告齐宣王，如果也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只有先“爱民”，有了“爱民”的勇气，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因此，老百姓惟恐君主没有“爱民”的勇气。私有制的畸形发展使得人们的正常的生存欲望变成了贪求、贪婪、贪恋之贪欲，而为了贪欲的满足，人们就会诉诸武力来进行侵略、掠夺、剥削。在孟子生活的春秋时期，拥有勇力、武力的人也就等于拥有了权势与财富。而人民受此“好勇疾贫”的影响，贪欲也逐渐增强，也就成了社会混乱的根源。既然人人都在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诉诸武力，那么，人与人之间就会缺少相互亲爱的情感而彼此憎恨，憎恨之过份，则也会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社会的混乱。社会越混乱，为了人们自己生存的需要，人与人之间也就越缺乏相互亲爱的精神。所以，孟子认为，欲望，尤其是过度的欲望的满足的需要，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。
而在“爱民”中，孟子所说的是，由一个人来衡量、评定天下的是非是不可以的，因为，个人的看法只能代表个人，不能代表全体人民。而全体人民都是反对以武力夺取天下的。只有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意愿，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心愿。
孟子在这里总结了商汤、周文、武王的“仁、智、勇”三种品德，只有“仁、智、勇”三者兼备的人当政才能杜绝匹夫之勇。所以，邦交之道，交友之道，实际上也就是“爱民”之道。用孟子的这些思想来指导我们现代工作，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，国与国之间，企业与企业之间，如果用仁爱以大事小，用智慧以小事大，“以笃周祜，以对于天下”，杜绝匹夫之勇，难道不能做强做大吗？！
齐宣王问曰：“交邻国有道乎？”
孟子对曰：“有。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汤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；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践事吴。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国。诗云：‘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’”
王曰：“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
对曰：“王请无好小勇。夫抚剑疾视曰，‘彼恶敢当我哉’！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。王请大之！诗云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笃周祜，以对于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书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有罪无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’一人衡行于天下，武王耻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